每日速遞：主編回憶帶隊赴汶川采訪：在悲傷情緒中拔不出來

作者：陳曉守

本文發(fā)表于2008年，獲得作者授權后發(fā)布。

(資料圖片僅供參考)

此后的情緒常常壞到不可收拾。從汶川回到北京相當長一段時間里，我無力讓自己擺脫壞心情的左右。單位請了心理醫(yī)生，卻被我們輕蔑地拒絕了，我自大地以為自己仍然有強大的精神內驅力，可以抵抗各種悲觀與抑郁。

一

準確說我是從阿雪身上嗅到災難的味道的，它與房間滅蚊劑的清香正好形成強烈的反差。

擔心廚師下班，我向餐廳訂了三碗湯圓，等著我的三位同事。這是5月15日，汶川大地震第四天的夜里,他們三人還在德陽轄下的幾個受災縣采訪。

22時許，兩位同事先后回來，在我的房間吃過夜宵，講述完一天的采訪所獲，商量是否需要調整報道方向,然后各自回屋整理素材去了。

阿雪回到賓館大約是深夜0點，進房間時帶來一身的怪味，異常濃郁的腐尸的氣息?，F在想來，仿佛是很遙遠的事。

因為要協(xié)調18名前方記者的工作，保持與后方編輯部及時的溝通，之前的兩天我一直呆在賓館。事實上在此之前,我不能說自己真正進入受災一線，因為我還沒有觸摸到災難。更準確地說，我是從阿雪身上嗅到災難的味道的，它與服務員在房間噴下的滅蚊劑的清香正好形成強烈的反差。

阿雪一臉沉郁，簡單回答完我的幾個疑問后，說要回房睡了。安靜得不同以往。湯圓一直擱在電視柜上，她說吃不下。一個小時后，我的房間門鈴在響，阿雪瑟瑟地站在門外，仍然穿著白天出外采訪時的紅色沖鋒衣,昏暗的燈光下,像一團火。

怎么了?我問。她不說話，突然抱著我，哭了。

十分鐘后方回過神來。沒什么，就是難受，她說。

這位年輕的科學記者，生平第一次接觸死亡，而且視野里都是成堆的尸體，她難受得有點不知所措。

二

盡管內部爭議極大，在其時其境，我竟然不反對有情緒的報道。

還在北京時編輯部就有明確的分工，老方要帶著兩名年輕記者去調查地震成因及震區(qū)次生災害，比如地震預警、校舍垮塌、水庫危機及堰塞湖避險。他卻第一時間徑直去了北川，此后我們失去了聯(lián)系。我是5月16日進北川的，中國移動的通信車剛剛開到，此前的北川縣城，手機信號若有若無。

后來他寫出來的報道完全顛覆了我對新聞的原有認知:“我佇立在北川縣城的中心廣場，此時的我心里只有兩個念頭:第一，這個城市已沒有任何重建的必要；第二，我不想寫作這篇報道。我失去了繼續(xù)采寫的勇氣，這里慘不忍寫。我寧可自己從來沒有來過這里。但我終于鼓足勇氣開始寫作這篇文章。只是現在，我不愿再以記者的身份來表述。請允許我使用第一人稱吧——在這里，我已經從一個職業(yè)的科學記者，蛻變成了一個普通的悲劇目擊者:慘景瞬間瓦解了我一貫持有的理性?！?/p>

在這篇長達7000多字的觀察性報道中，“我”，頻繁地跳出來說話，抒發(fā)情緒，宣泄憤懣，釋放同情心。比如，“我停止了采訪，倚靠在一棵還直立著的矮樹上，努力讓自己平靜。五分鐘后，同事不合時宜地從北京后方打來電話，讓我再一次失態(tài)——在同事面前。地方政府要道歉!我也要道歉!采訪還得繼續(xù)。必須調整方向，否則我會崩潰。回到我的本行——尋找科學問題去吧，這樣我或許會好受些。”

按照我們語文教課書上的分類，這已然是一篇主觀性極強的散文了，但它卻真實地傳達了記者面對災難真實的內心世界。我記得在北京后方的執(zhí)行主編當時問我對這篇文章的看法時，我說，老方是哭著采訪和寫作的，完全無法克制情感，一本開放的雜志，應該容得下獨特的表達。

它就這樣發(fā)表了，而且在雜志最重要的位置。盡管內部爭議極大，在其時其境，我竟然不反對有情緒的報道。

三

他每天照例往報社傳稿，“管球他們發(fā)不發(fā)”。

5月17日下午4時，北京編輯部來電話，急令我撤出所有在北川縣城的記者，說“水庫決堤了”，語調緊張。

這之前，每一次輕微的余震，后方都會關切地詢問，有無妥善的躲避。初時，我還頻繁組織身邊的同事下樓避震，如果同事隔得稍遠，也會一一挨個打電話通知，注意安全，遠離建筑物。后來，接到我電話的前方同事都說，不躲了，愛震震吧。他們似乎開始享受地動山搖帶來的浪漫與快感。

這次似乎很嚴重，同事阿震正好在北川縣城，倉促中接通他的電話，語速極快，能聽到他在奔跑中粗重的喘息聲：“所有的士兵和老百姓都在往外跑，非常的慌亂啊!太恐怖了。照片拍了，拍了?！碧由g隙，一直沒停止過工作。

劉青年卻一直聯(lián)系不上，這有點讓我著急了。劉青年是我的朋友，在西部某市的一家報社工作，頭一天夜里我們才見過，在我所住的德陽的一間旅社，他從什邡縣災難深重的紅白鎮(zhèn)采訪回來。我們喝了點酒，相互訴說傷感。

此前他所在的報社積極響應上級宣傳部門的號召，撤回了兩名前線記者。兩個年輕人含著淚搭上了回家的航班，劉青年不回，說愿自費記錄。他每天照例往報社傳稿，“管球他們發(fā)不發(fā)”。

他本來想與我同住的，洗個熱水澡，計劃第二天清早再去北川。后來聽后方的同事說，同城的另一家都市報的記者當天發(fā)了一個整版的報道，關于北川災情。他竟然急了，匆匆吃過面條，沒洗澡，獨自去了北川。這是17日凌晨0時20分。他說他們不會在那兒呆上一宿的，我會!

我給了他16日當天綿陽市委的通行證、壓縮餅干和口罩若干。后來發(fā)現，忘了給他手電筒。不知道這一夜,他的狀況怎樣。

這一天下午，結束與阿震的通話后，北京一位媒體朋友又打來電話，他幾乎是在念:“人民網軍事在線快訊:北川下午2時55分接到河塞即將決堤的指令，北川所有救災的官兵和群眾正全部撤離，現在已在高處?！?/p>

我突然覺得心堵。

十分鐘后，劉青年回了短信:“放心，跑出來了，平安!留著房間，晚上回來寫稿?！?/p>

四

小申終于憤怒了，你為什么這么冷血!你來這里是干什么的?撂了電話。

5月20日中午，忙亂中編輯部又來電話，讓我為當周雜志的封面故事寫個提要。我坐在從綿陽回成都的車上，腦子混亂，沒法提筆。老韓電話進來了，他在賓館歇息，正好，我說，你寫個導讀吧。

結果他寫成了詩。他在電話里讀給我聽，念到中途，泣不成聲:

“時間在此刻顯示了最無情的一面，有很多的生命只要再多出1個小時，甚至半個小時，甚至幾分鐘，就不會像現在這樣離我們而去。守侯在各個廢墟邊的親人們，幾乎都已將一分鐘掰成了好多天甚至一輩子去過，因為錯過了一分鐘，不僅廢墟下的人離我們更遠，廢墟上的人也會離幸福更遠...…”

這已經是震后第8天了，老韓仍然沒能恢復正常的情緒，他的采訪也陷在一種悲傷的情境里，撥出不來。18位前方記者，他是最后一個離開成都的，因為最后一篇報道，他仍寫得像詩。不行，我說，我們—定得客觀地表達。

小申則是另外一種狀態(tài)。這次地震報道，于他，像極了戰(zhàn)斗。他每天會給我打來無數個電話，不停地報告一路上看到或聽到的傳聞種種，比如，哪兒哪兒有生命等待救援，夾雜著焦急和不安;比如，哪兒哪兒又在賑災中有丑惡暴露，滿腹忿忿。

感覺到我對他訴說的線索與想法無動于衷，小申終于憤怒了:“你為什么這么冷血!你來這里是干什么的?”撂了電話。

再接到他的電話時，我也控制不住情緒了，我吼道:“記者也要有紀律地報道，我要對自己所服務的機構負責，寫完這一篇,你愛去哪兒報道什么，我不管!”

后來我向他解釋所謂的“有紀律”。我說，這本刊物，有它不同于其他媒體的志趣與選擇，你得服膺。這大概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價值。

此后的情緒常常壞到不可收拾。從汶川回到北京相當長一段時間里，我無力讓自己擺脫壞心情的左右。單位請了心理醫(yī)生，卻被我們輕蔑地拒絕了，我自大地以為自己仍然有強大的精神內驅力，可以抵抗各種悲觀與抑郁。

五

在我的鏡頭里，阿文仰頭向天，狼一樣地哀嚎，滿臉淚水。

從震區(qū)回來，我當時腦子里又全是5月16日那個午后，北川縣城廢墟下的幼兒園，400多孩子永久地沉睡。我看到，王可依然保持睡姿，胖乎乎的小手伸出巖縫，全部淤清，落滿塵土，腕上銀色手鐲刺目而令人心疼。地震導致的山體滑坡把幼兒園吞珀時,孩子們正在睡夢中。

我和同事阿文在廢墟上見證了這樣一幕:

孩子已經死了,士兵說。

孩子怎么可能死呢?他還活著!女人已經歇斯底里。

嘶心裂肺的喊叫，一直回蕩在廢墟上;突然，親屬們齊齊在士兵面前跪下。

花了半個鐘頭，挪開預制板，當士兵們把王可輕輕地抱出來時，所有人都滿臉淚水——五歲孩子的頭顱已被預制板壓破,薄如嬋翼。

年輕的父親沒有哭出聲來，他顫抖著用沾滿血跡的棉被輕輕包住孩子，然后，與6名士兵一一握手，哽咽致謝。軍人們站成一列，齊刷刷地向這個殘破的家庭，行了一個標準的軍禮。這肯定是他們一生中最沉重的禮儀。

我側身哭了。在我的鏡頭里，阿文仰頭向天，狼一樣地哀嚎，淚流滿面。5月16日16時，北川震后百小時,這一幕我將永生難忘。

六

我原以為災難都不能把這爺們擊垮,沒想到偶爾的忽視卻有如此強大的殺傷。

那20來天，說是戰(zhàn)斗，其實不假。

編輯部讓我把“前線指揮所”設在成都，我卻前移到了德陽，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我每天都接到編輯部的很多建議或者指令，他們大多從電視或者其他媒體上聽到與看到，形成自己的判斷，往往又相互矛盾，常常令我為難。后來前后方沖突加劇，安排完工作，我便擅自離開“指揮所”，也上了一線。與其說是各方意見難以協(xié)調，不如說我全身充滿著“發(fā)聲”的沖動。

可我的工作顯然不止這些，除了調控所有前方記者的報道不偏離主題，就新的問題答疑釋惑，我還要保證他們的安全，并試圖在惡劣的環(huán)境里營造一種溫馨的假象，讓所有人心靈健康，并有相對愉快的工作。

5月22日晚6點，我從映秀結束采訪回成都，電話阿旭，讓他通知所有在成都的前線記者聚餐，飯后開會確定下一步的工作。

我回到成都的賓館是8點，大家吃得正酣，我發(fā)現少了阿錚。問阿旭，他拍腿驚呼，居然忘了。在給阿錚電話時，他埋怨道，你們吃飯不叫我已不是第一次了。沒有人注意到阿錚的不快，包括我。他匆匆趕到餐廳時,我們已經吃完飯并準備移身茶館開會了。我說到茶館吃吧。

會開了兩個多小時，茶館里能提供的食物只有西瓜。安排到阿錚工作的時候，卻發(fā)現他已經走了。電話里,他的語氣已經因生氣而顯得僵硬了:“我餓!誰在乎過我?”

當同事把阿錚的原話傳遞給大家的時候，我突然無比難受。我原以為災難都不能把這些爺們擊垮，沒想到偶爾的忽視卻有如此強大的殺傷。此后幾天,阿旭不斷代我向阿錚道歉，卻已無法彌補情感割裂。

回北京后讀到弗洛姆，他說，愛首先不是同某一個人的關系，而更多的是一種態(tài)度，性格上的一種傾向。這種態(tài)度決定了一個人同整個世界，而不是同愛的唯一“對象”的關系。

誠哉斯言。

七

同事小D起身，用手機把大家睡成一排的情境拍成照片發(fā)給主編，附留言:我們依然仰望星空。

四川地震局獨自發(fā)布成都有7級以上余震預警的那天是5月19日，這日子我記得很清楚。賓館服務員通知，不要在房間留宿。在北京的執(zhí)行主編給我打來電話，一定得把所有同事帶出賓館，在大街上睡。我說，他們太累，也不愿意折騰。不行，主編吼道,少一個人我找你負責!

阿旭盡心，幫我一一把同事們勸離，在大街上睡成一排，蔚為壯觀。有幾位同事太累，大街上睡不著;或有錄音需要整理，第二天一早還有高強度的工作,想回賓館加班。

同事小D起身，用手機把大家睡成一排的情境拍成照片，制成彩信發(fā)給北京的主編，附留言:我們依然仰望星空。

“謝謝大家。”主編回復。

稍后，有幾人偷偷起身，提著電腦，回賓館去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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